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那么，健康的心灵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这也就引出了与城邦的三个部分（劳动者、护卫者和统治者）相对应的心灵的三个部分：1）Epithumia（嗜欲），2）Thymos（血气）3）nous（理智）。2.2 僭主的快乐完全与痛苦混杂相连，而哲学（友爱·智慧）的快乐是最纯粹的，是自足的，不需要利用别人。
老庄和苏格拉底的出发点都是有我、终点是无我，人之本体遭遇的是源出于对于存在（being，nous）之肯定的动力的否定之否定（logos）的辩证法，这可以说是创造力的本质、科学的源泉，而儒和佛的出发点则是无我、终点也是无我，人之本体遭遇的是无边的否定性，所以，儒和佛在本质上是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的，从中无法诞生科学。阿马蒂亚·森把这种以极端简化的形式看待人性把人们塞进单一身份的盒子里的标签化方式，归为暴力滋生的重要渊源，人为地把人类贬低为单一性身份可能会带来对立性的后果，使世界变得更易于被煽动 [11]，所以说，扣帽子和打棍子之间可能有一种甚至是无意识的内在的相互生成性。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马克思先生曾提出一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1983年，德国女哲学家Agnes Heller给出了美好人生的三个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
禮形于内谓之悳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基于追忆，建立了Immortality of the psyche（心灵/灵魂不朽）的假设，但实际上，这里的psyche只是指nous。重要的是官员对于制度植入和民众抵制的态度，在不同地方，存在较大差异。
而养成士君子之目的就是治理社会，士君子就是横跨于社会、政府之间的综合性领导者。县辖市的较小规模及其不那么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让自治具有了可能性。⑩比如在广东，由于基层工业化，诸多村、镇汇聚了大量工商产业和工商业人口，也兴建了一些现代基础设施，因而具有了城镇的雏形，有些镇的聚集人口达到几十万。今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基于儒家价值构造现代制度，形成中国的现代秩序：它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
此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而丧失了自我恢复能力。故其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
这样，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所风化的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设立这类镇、村为建制市，也即县辖市，赋予其建制市的全部地位和政策，而建立市的治理结构。这一恢复过程与国家权力之基层控制的放松、退却，互为表里。在北方，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趋向解体，也就是社会趋向解体，且没有创造出任何修复、重建机制。
⑤钱穆先生清楚指出，经济文化中心转移的直接制度根源是不同地区组织化程度之升降。但是，在行政建制上，他们仍然只是村、镇。另一点也相当重要：在唐以前，即便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直接领导的人口迁走，但仍有部分士君子存留于此，北方社会尚有领导者，儒家文化也就还具有自我恢复能力。儒家也正形成、繁荣于这一线之东、中部。
社会秩序维度的得分，已让广东跃迁到更高级的层面上，完全没有必要与其他省份进行经济增长率的竞争。村的公共生活则几乎消失。
比如，工业化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后果是，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本地社会失去组织之主体，公共生活凋敝，社会陷入半解体状态。于是，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秩序并没有自然降临。
春秋时代，伴随着楚、吴之华夏化，华夏文明扩展到长江流域。而同样是深厚的儒家文化及其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让民众可以打破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采取集体行动，突破不合理的法律、政策。学界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其现代性迷信，承认其正当性。这三个民系的社会，也都嵌套在与南洋、美国的跨国社会网络之中。比如，50年代初，广东的土改运动被北京批评为右倾保守，速度太慢。归根到底，儒家的整体规划是致力于构建和维护合理秩序11，经济增长也不过是这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在这些地方，已经很难说存在真正意义的基层治理。北方自然环境恶化之最显著者，如黄河水患，也非自然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组织化程度降低的结果。
这样，在广东，与北方、甚至与江南不同，大量企业是由村和乡镇政府管理的。在北方，缺乏社会的控制，官员具有更为强烈的国家忠诚，本身对制度植入没有太大反感。
但当然，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治理秩序仍存在诸多问题，有些甚至相当严重，迅速城市化——尤其是权力主导的城市化——对其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在未知中。四、从文明复兴角度构思广东之未来遍观全国，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最为可取的：现代化是在既有的儒家价值、制度的包裹下进行的，这些价值和制度大大降低了这些地方的交易成本，因而，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并且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民众所分享。
当然，此一改制过程达成上述优良效果的前提是，县辖市的治理结构应有所突破，真正地建立自治性制度。总之，解决广东模式面临的诸多问题之核心在于，继基层工业化之后，在半城市化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设立县辖市，完成基层的城市化。这个改革精神不是新生的，也不是某个人带来的，而是广东的文化—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因而，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就是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最为接近的雏形。
本地基层民众从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得到多少收益。当然，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是空降而来的，比如，来自于儒家文化较为薄弱的北方。
但目前过于促狭的机构设置，不足以吸纳基层社会精英参与社会治理。一个最为简捷也最为重要的措施是推进基层城市化进程。
然而，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中就会出现儒家士君子之绝对匮乏。这基层工业化模式，存在于整个钱塘江以南中国。
双方共同构成地方政治生态圈。也许，这种用意是良好的，但其很难实施，假若实施，也未必有益于广东。三、广东经济社会模式之文化理解前文论证了，儒家文化在广东保存较为完整，而借助于儒家价值和制度，广东的基层社会之组织化程度较高。⑧对于这一倾向，政府、学界之主流长期持有负面看法，但又无力予以改变。
在此之后，不仅现代性制度匮乏，文明意义上的中国本身也变得匮乏了：儒家遭遇猛烈冲击。在这样的文化气氛和社会结构中，县以上地方官员乃至更高层次的省级官员也具有类似倾向。
在北京看来，这就是地方主义。至关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私有产权之界定与保护，以及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种种制度，不是由正式的法律——也即刑律——规范的，而是由地方性礼俗规范的。
以宗族为代表的这些自发性社会组织在钱塘江以南中国之村庄享有相当广泛的治理权威，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治理架构与经济社会状况严重脱节导致严重的治理混乱——这种情况在整个钱塘江以南中国普遍存在，在江南也很常见。
